目前，央行只能在两防（防止经济惯性下滑，防过度放水）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工具组合，努力做好各种量与价组合平衡术。
虽然M2增速创新低，但多位经济学家认为，2015年货币供应总体中性偏宽松。毕竟从没有通胀压力到陷入通缩，中间还是有很长一段路，目前各项指标还算平稳。
新战术：调控手段丰富弹性 央行政策正从汇率调控转向利率调控，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微刺激、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适时适度地预调微调将成为常态 面对新经济形势，降准降息成为常态是经济学家和市场的普遍共识，除此之外，央行还有哪些办法？ 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孙立坚一字一顿地向记者强调：总量要控制在12%，不能超过。因此关注通缩时，更要看到通缩通胀交织在一起，滞涨风险在不断增长。政府定3%的通胀率预期，不仅考虑了国内货币供应，还考虑了全球货币超发大背景下，资金流入造成的影响。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尤其是利率是多部门博弈和协调，例如汇率政策与商务部的协调，和其他宏观经济部门尤其是三会协调的难度也不小。
让孙立坚担心的是这个表述：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沈建光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目前中国央行的调控重点，从去年年初调的通胀，已经变成预防通缩。经济下行时，需要政府的投资 凤凰财经：你与那些主张拉动内需的经济学家不同，您一直认为说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您觉得这些投资行为的主体，它应该是政府呢?还是企业呢?因为在此前的尝试中，我们政府曾经高调宣扬的一些诸如西部大开发，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您觉得在这个体制下如何让政府提出的这种口号能够产生出应有的成效呢? 林毅夫：不要简单口号化。
如果有政府的因势利导，再加上企业自己的动力，那就比较容易成功。这个是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里面都有的。实际上你从这三个问题的来源来看，那应该加强政府执法，环境执法，可能有点帮助。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
在英国经历过这样，德国经历过这样子，美国经历过这样子。但是政府的投资里面，不管基础设施以及环境改善的这种投资，它除了经济回报之外，它还要考虑社会回报。
凤凰财经：一直有这个产业政策。那如果增长速度慢了以后，你进入到服务业的阶段就慢了，实际上是延长你在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因为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劳动力的价格低，所以就有不少企业在劳动力很密集的加工制造业。另外招商引资也一样，你必须帮助企业在国内，我这个地区设立完善的基础设施，还有产权保护等等这些环境它才会来，这需要企业的努力，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
这些有些是企业可以提供的，但是是不同的企业，你必须寻找它，单个企业是没有办法去寻找不同企业的，很难。美国先进产业的背后，都有政府的支撑 凤凰财经：因为您对世界经济整个的研究都比较全面，因为有很多观点会认为说像类似战后的日本、德国，归根到底的一个经济腾飞原因是宪政民主，加上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一个根本原因，那么还想追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的产业政策是战后马上就出来的呢?还是80年代之后的事情。从企业来讲它如果要产业升级成功的话，除了有它自己的积极性之外，也需要克服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的必然伴随的一些协调的这些问题，所以需要有政府的因势利导。另外是有一些过去，我们改革过程当中的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这种状况之下，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或是政府要花大量的钱，去发失业救济，才能维持社会稳定。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如果要把这些环保的各种设备都开动起来的话，成本会增加，所以企业基本上能够不用就不用。
那我们地方政府在执法上面有时候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那这些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的，它具有自身能力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就应该把这个垄断取消掉，开放比较好的这种市场的竞争。
比如说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很低，那这种状况之下，即使是政府去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跟环境改善的投资是最好的时候。那我们临近的日本，韩国的经历过这样子，这个阶段是没办法超过的。它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是由产业推行的，它所需要的金融支持、法律也是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而不断完善的。过去这些产业资本很密集，规模很大，我们当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这方面没有比较优势，所以它有一定的垄断，给它的保护补贴。那如果这个垄断是由行政造成的，那么就会有很多腐败的行为。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在这里面我们现在是很容易看到发达国家表面的现象，而不是了解发达国家背后的实质，你比如说与市场经济跟宪政体制，那我们比较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发展真正的决定条件。
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发展中国家它尤其是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它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跟发达国家来说，然后作为转型中国家，也必然有体制的扭曲性，而且这种落后性扭曲性实际上跟发展阶段有关，跟转型有关，如果你没有认识到它跟发展阶段有关，转型有关，你想把发达国家，甚至连发达国家都没有做到的这种在课本里面的理想的体制，作为解决现在问题的药方，等到把这些都按照教科书里做好了再发展经济的话，那实际上不仅问题没解决，而且可能把问题搞得更严重。然后你再看看韩国，它变成民选总统以后，基本上每个下台的总统都是，都不能洁身自保，所以这好象不解决问题。
当然，产业升级的投资必须更多的靠企业，基础设施的投资跟环境改善的投资就必须更多的靠政府。另外还有一些产业，另外一些产业是一种新的业态，新的这种可能性，由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你比如说像互联网，出现互联网金融，还有电子商务，还有现在快递业务，这是新技术带来的，尤其我们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一方面需要像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企业家，但是你也必须给他提供他必要的法律环境，让他能进入，让他能发展，当然也必须对他可能产生的风险有一定的防范，同时需要政府跟企业。
第二个我前面也谈了，这个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它不是简单的买一部机器而已，它所需要的工人的人力资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必须弄清楚。
那我们再来讲投资，投资里面还可以分成很多领域，有一些更多的必须靠企业，有一些就更多的必须靠政府。那我个人的看法是消费当然很重要，我们经济发展目的无非就是改善大家的生活水平，那生活水平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消费，消费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要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前提是必须收入不断增长，不然的话，你的消费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连现在发达国家，他们在早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对美国来讲，它的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都是发明，发明的话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基础科研，一个是根据基础科研突破以后的产品开发，确实我们看到的产品开发绝大多数是企业做的，但是基础科研基本上都是政府支持的。
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就会出现经济下滑的非常厉害，失业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在客观上又不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种困难怎么解决? 林毅夫：我想问题还是要比较清楚，不能囫囵吞枣把东西都拢在一起。
这样的状况之下，聪明的人都是等别人先去吃了螃蟹，认为螃蟹是好吃的，他去吃螃蟹。这里牵涉到我跟杨小凯十多年前的一个争论，我想大部分人没有了解杨小凯和我争论是争论什么?杨小凯的争论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像你刚刚讲的，先有完善的市场跟完善的宪政，再去发展经济，如果你没有完善的市场，你没有完善的宪政，去发展经济就是错的，就是破坏历史。
接下来的话你说经济腐败，经济腐败的话，你就必须要看它是由于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造成的有租金，那就会有寻租，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要去消除政府对价格的干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腐败，跟对价格干预有关系，但是政府为什么要干预价格，因为我们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来有很多大型的资本性密集的国有企业，那我们当时是资本很短缺的一个发展中经济，它是没比较优势的，如果它没比较优势，它存在就必须保额补贴，如果你把保额补贴取消掉，它一下子就垮了，那就会造成大量的失业，社会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当然不能发展经济。然后我们就知道，在这三种投资当中，它的回报率的技术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真正了解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来对症下药，而不能说看到它国有没效就变成私有了，过去说现在政府干预没效率就变成让市场了，而是应该分析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它面对的现实条件是什么?然后这个现实条件在什么条件之下是可以解决的，在什么条件之下还不能解决，然后如果说不能解决的时候，到底用什么方式来治理比较好。那这样无非就是延长你这个环境或者是雾霾严重程度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是说，我们雾霾这么多就是因为发展太快了，实际上我想他并没有真正剖析问题的原因。在9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好因为它是国有，那时候我跟国营有很多争论，国营说你把它私有了以后问题就没有了，但当时我的看法是说，如果它是在竞争性行业，尤其是中小型的，那私有以后可能是好的，而且实际上我们这样做了。因为能源的结构的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产业结构的改变又跟经济增长速度有关。
但如果它是在这种战略性行业，或是它的存在是跟社会稳定有关的，在这种状况下的话，私有以后可能给它保额补贴更多，因为它如果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它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它就只能靠国家保额补贴才能存在。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与其花很多钱去发失业救济，倒不如把这个钱用来做基础设施的投资跟环境改善的投资。
第一个原因是跟发展阶段有关，在这个阶段，你的生产当中主要就是能源跟排放密度比较高的这种制造业为主。产业升级缺不了政府的因势利导 凤凰财经：您长期致力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您也认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目前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
所以你前面讲的政府的回报效率低，那是因为你没有把社会回报放进去，而且你也没有把说如果政府不在那个时候的投资，它所造成的社会解决的代价是什么?如果你把这个综合考虑进去的话，我想政府回报，包括经济回报跟社会回报，基本上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十月份出的一个报告讲说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实际上是进行前面讲的这种基础设施投资，跟以政府主导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环境完成的投资是最好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判断政府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执行它应该做的事情，也不能够一般而论。